中国思想史主要涉及哪些内容

网上有关“中国思想史主要涉及哪些内容”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中国思想史主要涉及哪些内容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中国思想史主要涉及哪些内容如下：

商周宗教思想、春秋时代的思想、孔子对古代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墨子思想、《老子》的理论思维、孟子思想、庄子思想、名辩思潮、《易传》与阴阳五行学说等。

一、《中国思想史》

是2009年8月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发行的图书，作者是韦政通。本书是台湾地区著名学者韦政通的代表作之一，阐述了从先秦至明清时期中国思想界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又有钱穆先生所著，九州出版社出版之同名著作《中国思想史》。

二、学习中国思想史的意义

1、文学和思想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文学作品要表达一定是思想观念，有许多文学家本身又是伟大的思想家，如中国古代的先秦诸子，他们的作品既是学术论文，也是很好的散文，特别是象庄子这样的哲学家，思想家，其文章也是汪洋恣肆，生动形象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而不衰。

2、中国思想史对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说，可以拓展他们的知识领域，可以使文学研究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内涵，特别对于古代文艺理论的学习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因为思想史就是古代文论的基础，许多文论家的文艺理论，就是其思想的扩展和延伸。学习思想史，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文艺理论的深刻内涵。

3、在实际工作中，中国思想史的学习，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智慧，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规范自己的言行，增强身心素质，加强道德修养，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在社会实践中成为一个真正的“成人”（全面发展的人）。

4、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中国高等教育是跨世纪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已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曾经成为学术界和大学生、青年们的热门话题之一。中国思想史的基本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最发达的就是哲学、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中是怎样演变和发展的？

中国：历来都是讲究集体主义利益，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发展道路的确立结合易经文化的包容性形成现今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汉族文化中家天下的思想更是巩固了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

西方：信奉上帝，人人平等，不分长幼辈分一律平等，在近代结合百家争鸣因素强化了个人主义本质，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易经文化中集体主义意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欧发展中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格格不入，导致了东欧剧变的根源，苏联解体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也就等同于中国与西欧的区别。

试述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发展史

儒家的思想发源是道家贵族理论，族群发源是蚩尤九黎部落，社会阶层的发源是古代道家领导的儒教“废奴运动”。

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西周社会，儒家突然就出现了，在社会上处于种群数量的优势地位，而究其原因，是他们本来就在那里生活着，只不过以前他们身为奴隶，类似于牲畜，现在才突然赋予他们人格，所以有横空出世的感觉。

古代的奴隶，造字学上命名为“民”，就是“啄瞎一只眼以明确他的（奴隶）身份”，这样不会影响他的劳动力，也方便奴隶主的管理，可以“以貌取人”。

最早的成批量的奴隶族群，来自“炎黄百姓联盟”击败“蚩尤九黎部族”产生的奴隶后裔，“炎黄百姓联盟”后代被称之为“人”，“蚩尤九黎部族”后代被称之为“民”。

如何消化“蚩尤九黎部族”的“黎民”，使其融入国家统治体系，“炎黄百姓联盟”所属的夏商周三个王朝一直孜孜不倦地完成这个未尽的事业。

为了完成对蚩尤九黎部族的彻底征服，夏王朝中途直接就被“黎民”的东夷势力给灭了国，商王朝为了应付东夷西岐的两面作战，结果付出了“武王伐纣”的惨痛代价。

周王朝开国君主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痛定思痛，悟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道理，所谓“德”，就是给予顺从的，接受统治的奴隶以“自由民”身份，成为一种“新人”，这种新人由于是根据作为贵族的国人治理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被称之为“儒”。

而维持这种由“民”到“儒”的宗教工具，周公旦命名为“儒教”，这其实就是古代版的“废奴运动领导中心”，周天子就是“中心负责人”，协助周天子开展废奴运动的人员，摇身一变成为了儒教的祭司阶层，他们由于居于统治地位，所以就构成了道家，而被领导并接受道家领导的自由民，就构成了儒家。

儒家的祖师爷孔子老年最大的遗憾是“久不梦周公矣”，为什么这样，因为道家的周公旦作为创立儒教的道家贵族，是他的信仰发源，是儒家思想的启蒙。

按照道家的思想，打仗基本是“百姓部族”的事，他们后来形成为“兵家”，由于诸侯国连年征战，兵家贵族以及进行指挥的道家贵族死亡数量惊人，由此导致儒家平民取得了中国人类族群的数量优势，这样就使“黎民”力压“百姓”，形成了“黎民百姓”成为约定俗成的惯用语。

尤其是秦始皇坚持道家提倡专制主义的“变法派”，将儒家完全排除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虽然将儒家势力进一步打压，但加剧了国人道家及兵家的损失，也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刘邦代表儒家的“乌合之众”联合残余贵族的代表吕雉结成了造反的“夫妻档”，推翻了秦王朝极端道家思想（变法派），又击败了兵家代表项羽的势力，最终建立了道儒联盟的汉王朝。

然后，汉王朝进行了内部道家与儒家的争权夺利，道家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直到汉武帝时期，汉王朝的君主才得以摆脱道家太皇太后窦靖童、皇太后王娡、皇后陈阿娇的影响，另外组织了儒家平民皇后卫子夫建立后宫，在朝堂上大力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祖师爷孔子作为儒家平民“民主”的代表，在历史上第一次战胜了道家贵族的“人权”，孔子也被奉为“至圣先师，儒教教主”，将道家拥有的“天地君亲师”牌位中的“师”的称号收入旗下。

道家贵族的思想被改组为道教继续在思想领域存在，而道家贵族的极端思想，也就是“变法派”被开除出道家，儒家命名为“法家”。

重控制----法家的管理思想——先秦诸子管理思想论纲（五）

法家创始人可以上溯到管仲、李悝，真正的奠基者是商鞅以及申不害，集大成者则是韩非。

韩非之学与老学有相似之处，它也是为君主出谋献策的，并且也像老学一样要求君主唯“道”是从。

然而，老学所注重的是“道法自然”，即“道常无为”的“玄德”品格，以及由此推引出来的“圣人抱一”的“上德”品格。

这个“抱一”的“一”，即“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的“一”，是指不显露自己的智能，使别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对其捉摸不透。“抱一”，就是指保持住这种“大智若愚”的状态，永远显得“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二十章》）的样子。

韩非之学所注重的则是“道无双”（《韩非子·扬权》。以下凡引《韩非子》，只注篇名。）的独一无二、支配一切的至上品格，由此强调“明君贵独道之容”（同上），要求君主体现“道无双”的特点，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此，在国家管理问题上，韩非所特别重视的是管理的控制职能，所以主张法治。所谓法治，就是对国家作为一个组织整体进行控制，它属于管理控制范畴。

法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控制理论。

韩非法治思想的特点是，主张“法”、“术”、“势”相结合。这里“势”所涉及的是控制系统问题；“法”所涉及的是控制标准问题；“术”所涉及的则是控制手段问题。

在韩非看来，要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控制，必须同时具备“法”、“术”、“势”三个要件。

可见，韩非的管理学说作为一种控制理论，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有效控制的前提条件问题。

在国家管理问题上，法家向来重视对国家组织制度的改造，这是其在先秦百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例如，商鞅变法的重点，就是在于打破传统的宗法血缘世袭制度，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

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继承了重视制度革新或制度重构的法家传统，在商鞅变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同上）这一建构大一统封建国家组织制度的理想模型。

这个新的国家组织制度模型，不仅要求把郡县制推行于“四方”，使“四方”统归中央政府管辖，更要求中央政府的权力最终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实现君主专制独裁统治。韩非认为，只有实行这样一种制度，即将形成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就其重视管理控制而言，韩非所提出的上述制度模型，其实也就是他为形成之中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所设计的一种可资实现对这个国家有效控制的理想控制系统。这个理想的控制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它有一个“执要”的控制中心。韩非所讲的“势”或“势位”，就是指这个控制中心而言。

所谓“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即是说“势”是制服国民的凭借。韩非认为，任何一个平常之人，如其占据了国家控制中心的位置，他便可以制服其国民，即使像桀这样的不肖之徒，得了势，也“能制天下”；反之，像尧这样的圣贤，不得势而为匹夫，则“不能正三家”。（参见《功名》）

总之，按照韩非的观点，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局面的控制系统，其中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其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控制系统，是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控制的根本条件。这便是其管理学说中关于“势”的思想的本质内容。

由此可见，韩非的管理控制思想，是偏重于控制体系的设计；其于体制因素的重视，远胜过了对人的素质、能力等主观因素的重视。这显示了其崇尚客观理性的管理理念。,

韩非固然特重“势”的作用，但他不同于慎到（早期法家代表人物）“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而是主张把“势”跟“法”结合起来的，认为只有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发挥其各自的效用，故曰：“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如果说“势”是实现有效控制在组织制度（控制系统）方面的保障的话，那末，“法”就是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而确立的标准。这种标准，是控制过程中，对所涉及到的人的具体行为或工作情况进行衡量与评价，从而采取适当矫正措施的依据。

韩非认为，实行控制而没有“法”（控制标准），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的，犹如工匠造车，“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同上）也。

“法”是要众人遵守执行的，故“法莫如显”。必须将“法”公布于众，使之家喻户晓，以至“境内卑贱莫不闻知”（《难三》），如此使众人皆知应当如何行事，才能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否则，“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难势》）。

为了确保众所周知应当如何行事，更必须“擅其法”，“一其宪令”，使他们明确无疑地知道该何去何从；否则，“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没有统一的行为准则，就会使一般人感到无所适从，更为奸滑之徒利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悖）”的矛盾情况，提供了“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的渔利机会。（参见：《定法》。）

韩非认为，有了明确而统一的“法”，才可以“循名责实”，按其规定的标准来考核众人的所作所为，以便运用赏罚来纠正所发生的偏差，达到控制的目的。但是，要保证“法”的贯彻执行，尚须有“术”。

“术”，就是“知下”即了解和洞察民情的方法，也就是收集和获取有关控制的信息或情报的手段。韩非论“知下”的意义在于：

“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难三》）

这也就是说，“用术”有两个方面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被控制人结党营私而导致其行为与预期的控制目标和控制标准发生重大偏离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

另一方面是为了准确无误地掌握被控制人的行为或工作情况，以便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估和采取恰当的赏罚措施来鼓励或矫正之，从而卓有成效地将被控制人的行为引导到预期的目标和标准上来。

由于韩非把人看成都是生来就“恶劳而乐佚”（《心度》），而且无不计利自便（参见《六反》），绝不肯做“害身而利国”的事（参见《饰邪》），所以他认为，“怀于义”而心甘情愿接受控制的人是极少的，绝大多数人则是“服于势”才勉强接受控制（参见《五蠹》），即所谓“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备内》），故他们在骨子里对于控制是极其反感的，并且总是千方百计试图摆脱控制而自行其是，这样，暗中图谋私利的“奸情”，便在所不能免了。

韩非所提倡的“术”，就主要是被用来“察奸”的。

对管理控制行为来说，所谓“奸”，就是其应当掌握而又尚未了知的那些程度不同地背离了控制标准和控制目标的客观情况。毫无疑问，尽可能及时地了解和掌握这类情况并予以纠正，正是管理控制的主要任务。

韩非认为，“知奸”必须依靠“术”，而“术”的主要内容，则在于“因人以知人”（《难三》）。

具体言之，所谓“因人以知人”，就是说，“知奸”不能只靠主管者个人的智能，对于主管者来说，如果“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得奸者寡矣”（同上），这不仅是因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更由于“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有度》）。故“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难三》）？个人的智能总是有限的，一人决不敌众人，自然也不足以尽知众人，这道理就如同“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同上）一样。

故正如须用“因物以治物”（同上）的逻辑类推方法，才能“遍知物”一样，欲尽知众人，也只能采用“因人以知人”的办法，借助于别人的耳目闻见（间接经验）来获取真实的情况。

这个办法，包括了“赏告奸”的内容，即利用收买奸细告密，而侦得奸情。这种不择手段的察奸伎俩，自然是不可告人，也见不得人的，所以韩非说：“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同上）；“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同上）。

从广义来说，韩非所谓的“术”，还包括“叁伍之道”，因为他把“不察叁伍之政”看作也是“无术”的一种表现（参见《难三》）。所谓“叁伍”，就是汇合各方面的情况作分类和比较研究。这实际上是主管者在“因人以知人”的过程中，对通过别人所了解和掌握到的情况加以其个人的理性分析和思考，以辨其真伪，明其是非。

韩非把“法”和“术”看作是主管者由以实施控制的两大法宝：“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

这种控制理论表明：要对被控制人的实际行为或工作情况做出准确的测量，必须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标准作为依据；而制定这种标准和进行这种测量，正是控制活动中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定标准还是作测量，都存在着一个信息沟通的环节：“布法于百姓”，是信息的传递（管理者向被管理者传递信息）；“用术以知奸”，是信息的反馈（通过管理者自身的能动活动来实现）。由此可见，韩非对信息沟通对管理控制的重要意义，已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实际上已将其纳入了管理控制的范畴。

关于“中国思想史主要涉及哪些内容”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